《沙颍河左岸的守村人》 小说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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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居然能让凋敝的玫瑰之乡恢复往日的风采。但我确实做到了，而且比它凋敝之前更加的绚烂。

我爷爷跟我取名赵无疾，但事与愿违，我患上了十分严重的抑郁症。

很多人都说抑郁症不是病，开心一点别瞎想就好了，但这真的不是我想开心就能开心的起来的。

也有人说像我这样开朗、乐观、幽默还到处都是脑洞的人怎么可能得抑郁症呢？

可惜病魔出现的时候并不看人的性格。

这件事情还是要从我小时候说起。

1997年是我命运转折的一年，这一年我在村子里的学校上小学二年级。我四叔在云南从事缉毒工作，这一年他抓住了一个大毒枭，但是毒枭拉响了绑在身上的炸弹，选择跟我四叔同归于尽。

两个月后，我四婶儿被毒贩的小弟报复性杀害。我四叔的女儿也就是我妹妹赵晓丹被从云南边境送回了豫东平原的农村，开始跟我们一起生活。

1999年，毒枭的弟弟卷土重来。

我那在豫东省省会从事缉毒禁毒工作的父亲，为了给弟弟报仇，经过多次申请，从豫东省调到了云南边境。

当年十二月，同样牺牲在毒枭弟弟的炸弹之下。

一年之后，在我爷爷坚持下，我母亲改嫁去了平顶山。

爷爷失去了两个儿子，我和妹妹也没有了父亲。爷爷年轻的时候曾经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是一个极其有骨气的农村老头儿。

他始终拒绝政府的抚恤金，他最经常说的话就是他自己有手有脚。一只小鸡带俩爪儿，只要自己能动弹就能把我和妹妹抚养长大。

这在我看来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村子里的人却在背后说我爷爷是个信球，给钱都不要，还让自己的儿媳妇嫁给别人。

直到现在我还不能理解的是村子里的孩子为什么总是喜欢欺负弱者，他们打骂、嘲笑我和妹妹，也讽刺挖苦我爷爷是个信球。

我不甘受辱但是又打不过他们，就开始编瞎话吓唬他们，要是再敢欺负我的话晚上我四叔和我爸爸一起回来把他们带走。

这样的瞎话起到了作用，他们不敢再轻易欺负我和妹妹了。

为了让他们更加相信，我经常给他们编瞎话，说晚上我们睡着的时候我爸爸和我四叔就会回来，带着我和妹妹去阴曹地府玩儿。

而且我爸爸在那边已经当上了阎王爷，我四叔当上了判官，他们在那边管着十万天兵天将和无数的厉鬼。他们经常问我有没有人欺负我和妹妹，要是有的话就把他们带到阴曹地府去下油锅。

靠着我编的瞎话，我和妹妹的到了一段时间的安宁。

那时候家里也穷，我和妹妹从来就没有过零花钱。有一天妹妹实在是想吃糖但是又没钱买，就偷偷地把郑建春丢掉的糖纸捡起来舔。

郑建春是坏孩子头儿，他看妹妹舔他扔掉的糖纸就骂妹妹是狗，还往妹妹身上吐口水。

我看到他往妹妹身上吐口水的时候立刻火冒三丈，冲过去和他扭打在了一起。

当时我太冲动了，郑建春骑在我身上用拳头打我的脸的时候我才想起来自己打不过他。而且还被他和他的小伙伴围着打，感觉有点儿丢人我就忍不住笑了。

围观的孩子他们看我挨了打还笑，就觉得我神经了，一个个都吓得不轻。

但我也没忘了吓唬他，我跟他说你要是不怕今天晚上被我爸爸和我四叔带到那边下油锅，那你就打我吧！说完以后我得意地闭上了眼睛，瞪着郑建兵乖乖地从我身上下来。

谁知道那个七孙不但没有下来，还一拳把我的鼻子打出了血，这是我第一次被别人打出血。

鼻子一热，一股子血性味儿钻进我的鼻腔直接上了头，我作为男子汉的血性也被打出来了。

我像发疯了一样，不管郑建春的小伙伴儿如何打我，都是死死地抓住郑建春不松手，对着他一顿狂揍，直到他的小伙伴儿站在旁边一动也不敢动。

最后，我随手抓起一块砖头举起来打算砸他，郑建春吓得蹲在地上抱住了头，问我想要干嘛？

我问他想干嘛，他颤颤巍巍地说想跟我拜把子，我也没有多想扔了砖头就跪在了他面前。我们两个学着《三国演义》里面的桃园三结义，磕头成为了八拜之交。

他比我大两岁，自然而然的成了我大哥。

郑建春磕完头站起来，对他的小伙伴说了一句我至今记忆犹新的话，他说我是他弟弟从今以后谁在欺负我和我妹妹他就和谁拼命。

那天晚上郑建春在我家吃的晚饭，两大碗面条儿，把我心疼坏了。

临走的时候他问我能不能求我一件事儿，晚上千万别让我四叔和我爸爸去找他，因为他害怕下油锅。

我们长大以后每次喝酒郑建春喝多了都会说，我跟他打过架以后的那几天晚上他天天做噩梦，梦见我四叔和我爸爸来找他，不但要带他下油锅还要他赔我家的那两碗面条儿。

我们拜把子以后郑建春就帮着我说瞎话，他说她跟我们一起去过阴曹地府，我爸爸在那里特别威风，从那以后同龄的再也没有人敢欺负我了。直到后来，一个高年级的学生在欺负过我们以后，被我编的瞎话吓得连续发高烧，我的瞎话才被村子里的大人们拆穿。

从那以后我在村子里面我也多了一个外号——大旗炮，意思就是瞎话连篇的人。

上了初中以后我发现编瞎话对于写小说来说是莫大的天赋，我没事儿的时候开始写小说，高中的时候还在一份全国发行的小说月刊上面发表过一篇中篇小说。

到了大学我喜欢上了电影，开始疯狂的迷恋写剧本，连课都不上都在图书馆里拉片子、写剧本儿。

到了大三我就挂够了十二科，被学校劝退，我也开始了北漂。

阴差阳错的我加入了陈继明导演的工作室，说是工作室加上我一共就三个人。工作室挂靠一家当时很火的电影制片公司，金智电影，因为陈导的女儿是这家公司的制片部总监，老板是他女婿。

我认识陈导的时候他已经六十三岁了，一生都在做文艺片，不但寂寂无名而且他拍的电影当中没有一部不赔的。

这倒不是因为陈导水平不行，他的电影没有票房反倒在国内国外的电影节上获奖无数，因为他的文艺片在当时根本就没有市场。

我在陈导的工作室六年时间，在这期间靠着我的剧本和他对故事的功底和把握，我们做出了三部小制作高票房的电影，打破了艺术电影没有高票房的行业潜规则。

陈导从一个边缘导演在将近七十岁的时候跻身炙手可热导演的行列，我也从一个肄业大学生变成了知名编剧。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陈导在拍完自己人生中最后一部电影之后，还没有来得及剪辑就因为突发心梗去世。

陈导去世以后影片的投资方、制片人也是陈导的工作室的投资人，他的女婿葛强做出决定撤换本片女主，并补拍镜头加进去陈导生前最痛恨的华丽镜头，并且追加了八千万的预算来做这件事情。

我因为坚决反对当场被炒，陈导的女儿陈映涵也坚决反对导致她们两个离了婚，然后葛强把陈导生前电影的版权全部卖给了陈导生前的对头，把公司里面和我们站在一起的人全部开除。

后来我才知道葛强要力捧的那个女主是自己的情人，其实她刚出轨的时候涵姐就知道，她的忍让换来了葛强的得寸进尺。

那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被改得面目全非，跟我和陈导当初要表达的东西背道而驰，票房惨败口碑扑街，连带着毁了陈导的一世英名。

当时我怒发冲冠不能自已，冲到公司找葛强理论，涵姐怕我冲动一起跟了过去。

但是葛强理直气壮，说他自己有钱想怎么赔怎么赔，整个过程因他对陈导名声造成的损毁没有一丝歉意。涵姐气得上前和他撕扯，他打了涵姐一巴掌。

那几年涵姐就像亲姐姐一样对我好，见她被打我像疯狗一样冲过去对着葛强一顿暴揍，对着他的裤裆狠狠地踢了两脚。

当然后来我也被冲进来的六名保安爆揍了一顿之后按着给葛强扇了十几巴掌，临走的时候我趁着保安不注意，抓起办公桌上的烟灰缸把葛强头上砸了个窟窿，拉着涵姐跑了。

我们之所以敢这么放肆的大打出手，是因为我们料定了双方都不敢报警，因为做电影的人最怕这种新闻。

之后涵姐重新弄了一个电影公司，我们本想卷土重来东山再起，但是我写好剧本之后连投资都拉不来。所有被拒绝的原因都只有一个，故事不符合目前国内电影市场的大势。

我一连写了三个剧本，被拒绝的时候得到的都是同样的答复，这让我心境大跌，自信心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我越是想迫切的报答陈导和涵姐的知遇之恩，失败就来的越快。

直到最后我写不出来任何东西。

我开始不修边幅，不敢去人多的地方，把自己关在屋里在孤独的深夜里用头撞墙。

那消失了很多年的自卑再一次裹挟着刻薄的嘲讽强势地卷土重来，我被这自卑虐杀得奄奄一息，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全然没有了风华意气，也没有了一个年轻人该有的蓬勃生机。

涵姐看我这样很心疼我，最终她做了一个决定，我们自己投资拍摄。我不甘心让她自己冒险，就拿出了自己全部的积蓄还卖掉了车。

片子拍摄好剪辑完成以后，我们拿给宣发公司看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说这是一部好片子但是不会有市场。

涵姐用完了自己的人脉还是没有宣发公司愿意承担风险，狗屁的电影梦，归根到底还不都是钱决定的。

至此我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每天胡思乱想，陷入了严重的自我怀疑。开心不起来也睡不着觉，感觉我的生命没有任何意义。

我想好起来，我想东山再起，卷土重来。

涵姐带着我到处找医生，我像吃饭一样吃药，但是病情却没有任何好转。在医生的建议下我回到了老家，豫东平原的颍河市溵川县平安乡小赵庄。

回来一年多我尝试了各种方法病情依旧不见好转，也尝试在颍河市找工作重新开始，但是因为严重的焦虑和随时爆发的脾气前后被三家公司劝退。

在爷爷奶奶和妹妹面前我表现得很乐观，因为害怕他们担心。但是一到没人的时候我就会用头撞墙，好在今年春天妹妹赵晓丹大学毕业以后考上乡村特岗教师，被分到了我们村的小学。

妹妹长大了以后可以照顾爷爷奶奶了，我最后的一点顾虑也没有了。

我也不堪这病痛的折磨，打算今天晚上就在颍河市的沙颍河里跟抑郁症同归于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