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杨靖宇是现代言情《我的前半生》中涉及到的灵魂人物，二人之间的情感纠葛看点十足，作者“爱新觉罗·溥仪”正在潜心更新后续情节中，梗概：中国人的骄傲一九五九年年末，我蒙特赦，回到了故乡北京。从到北京的第一天起，就不断地收到来自四面八方的问题，人们向我询问，我是怎样受到改造的？我的前半生是怎样过来的？清宫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十四年的伪满洲国的日子是怎么个情形……我很愿意也有责任回答这些问题。事实上，我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起，就开始准备着我的回忆录的写作了。我的前半生，本是“无一事可及生人，无一言可书史册”的，但是从一九五七年起，我就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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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正当我刚刚有点明白，刚刚对张作霖有了热情的时候，昨天还合作着的直奉两系，突然也发生了摩擦，开起火来了。结果是奉军失利，又跑到山海关外去了。
奉军败走，徐世昌接着忽然**；直军统治了北京，在张勋复辟时被赶**的黎元洪又二次当了总统。在这次政局变动中，紫禁城又发生了新的惊慌。这次和张勋复辟那次不同的，是已经有了像庄士敦这样可以起保险作用的人，王公大臣们就请求庄士敦带我到英国使馆去避难。庄士敦和英国公使贝尔利·阿尔斯顿勋爵商议了之后，回答说，英国公使馆可以给庄士敦个人拨出一些房间，必要时我可以作为庄士敦的私人客人住到里面去，同时英国人又找葡萄牙和荷兰公使馆交涉好，必要时可以容纳皇室其他的人去避难。这样安排好了，后来却没有出现那种必要的情况。这里有一事件值得一说。在奉军败走，徐世昌**之后不久，我由于种种的不安和其他后来要谈到的原因，忽然又请求庄士敦，立即带我出洋，并且叫他预备好汽车接我，我打算不征求王公大臣们的同意就离开这里。我这个请求是突然之间把他找来提出的。这位英国师傅被这意外的事情弄得怔住了，他几乎是来不及思索地就回答我：“这是不合时宜的，陛下要冷静考虑到，**统刚逃出北京，皇帝陛下立刻从紫禁城失踪，这会引起联想，说徐世昌和清室有什么阴谋。再说，在这种情形下，英国也不会接受陛下……”
当时我却没有这种联想的本领，因为人们不曾告诉我，张、徐之间以及张、徐与小**之间暗中发生的事情，当然更想不到直奉战争之发生以及这一场胜负和东交民巷的关系。我当时一听这个要求办不到，只好拉倒，不去多费脑筋了。
这是**十一年春夏间的事。紫禁城登了报，**说清室和奉军有什么关系不过是个谣言，以后也没发生什么问题。第二年，直系的首领曹锟用五千元买一张**的办法，贿赂议员选他当上了总统。紫禁城对这位直系首领的恐惧刚刚消失，又对另一位直系首领，声望日高而实力日益强大的吴佩孚发生了兴趣。在我**十一年结婚之前，我知道王公大臣们安排过给吴佩孚送礼的事。我结了婚，按例算做**，王公大臣们办事要向我直接谈了。新来的遗老、后来当伪满的第一任国务**的郑孝胥就向我献策说，吴佩孚是个最***的**，他素来以关羽自居，心存大清社稷，大可前去游说。这年吴佩孚在洛阳做五十大寿，在我同意之下，郑孝胥带了一份厚礼前去拜寿。但吴佩孚的态度若即若离，总没有明白的表示。后来康有为也游说他，康有为把他和吴的往来信札也给我看了，也没得到肯定的结果。事实上吴的得意时代也太短促了，就在他做寿的第二年，直奉又发生战争，吴佩孚部下的冯玉祥“倒戈”宣布和平，结果吴佩孚一败涂地，我也在紫禁城坐不住，被冯玉祥的国民军赶了出来。
在我结婚前最后这几年沧海白云之间，小**里王公大臣们心情变化并不完全一样，主张越来越分歧。和年轻的王公正相反，表现最为消极的是内务府领衔大臣世续。他从丁巳复辟起，越来越泄气，后来成了完全灰心悲观的人。他甚至和人这样说过：就算复辟成功，对我也没有什么好处。他的理由是那些不知好歹的年轻王公必定更有恃无恐地胡闹，直到闹出一场比辛亥更大的乱子为止。他又说，就算王公出息多了，出不了乱子，我这位皇帝自己也保不了自己的险，说不定会给自己弄个什么结局。他最后的主张，是给我选一门理想的亲。他认为最好选一门没落贵族，因为这种人家的女儿会过日子，不至于把我的“家产”毁得太快；如果不这样，就和**王公结亲，以便必要时我可以跑到老丈人家去过日子。如果我当时听到他的议论，准会气死，但今天我却不得不佩服他有知人之明。世续死于我结婚前一年左右，他去世前一年即因病不多问事，代替他的是绍英。绍英的见识远不如他的前任，谨慎小心胆小怕事则有过之。在绍英心里，只有退保，决无进取打算。他要保守的与其说是我这个皇上，倒不如说保的是“优待条件”。因为保住这个东西就等于保住了他的一切——从财产生命到他的头衔。他是首先从庄士敦身上看到这种保险作用的。他宁愿把自己的空房子白给外国人住，也不收出高租金的中国人为房客。庄士敦自己不愿意领他这份情，帮忙给找了一个外国人做了他的邻居，在他的屋顶上挂上了外国的国旗，因此他对庄士敦是感恩不尽的。
处于最年轻的王公和最年老的内务府大臣之间的是陈宝琛师傅。他不像世续那样悲观，也不像绍英那样除了保守优待条件以外，别的事连想也不想。他是深信将来“圣德日新”，到时候必然“天与人归”的。他不像年轻的王公们对**们那么感兴趣，他并不反对和**们联络，他甚至自己亲自出马去慰劳过冯玉祥。在商议给**送礼时，出主意的也有他一份，不过，他一向对**不抱多少希望。他的希望正相反，是放在**火并的最后结局上，他认为到那时自然**垮台，出现“天与人归”的局势。自从张勋失败，陈宝琛总是翻来覆去给我讲《孟子》这一段：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五、庄士敦
我第一次看见外国人，是有一年隆裕太后招待外国公使夫人们的时候。那些外国妇女们的奇怪服装，特别是她们的眼睛五颜六色，头发眼眉连眼睫毛都是黄的，让我觉得又寒碜，又可怕。不过我还没看见过外国的男人，从石印的画报上，我看到的是他们嘴上都有个大八字胡，裤腿上都有一条线，手里都有一根棍子。据太监们说，外国人的胡子很硬，胡梢上都可以挂一只灯笼，外国人的腿很直，所以，在庚子那年有位大臣给西太后出主意说，和外国兵打仗只要用竹竿子把他们捅倒，他们就爬不起来了。至于外国人手里的棍子，太监说叫做“文明棍”，是**用的。我的陈宝琛师傅到过南洋，见过外国人，他给我讲的国外知识逐渐代替了幼时的印象和来自石印画报和太监们的传说，但当我听说要来个外国人做我的师傅的时候，我这十四岁的少年仍满怀着新奇而不安之感。
我的父亲和中国师傅们“引见”雷堪奈尔德·约翰·弗莱明·庄士敦先生的日子，是一九一九年三月四日，地点就是毓庆宫。首先，是按着接见外臣的仪式，我坐在宝座上，他走进屋门，向我行一鞠躬礼，然后前进到我座前，又行一鞠躬礼，我起立和他行握手礼，他退后一步，又行一鞠躬礼，退出门外。这个礼行完了他再进来，我又向他行一鞠躬，这算是师生的见面礼。这些礼都完了，在朱益藩师傅陪坐下，开始上课。
在礼来礼往之间，我发现庄士敦师傅倒并不十分可怕。他的中国话非常流利，比陈师傅的福建话和朱师傅的江西话还好懂。庄师傅那年大约四十岁多一点，显得比我父亲苍老，而动作却敏捷灵巧。他的腰板很直，我甚至还怀疑他的衣服里有什么铁架子撑着。他没有什么八字胡和文明棍，自然他的腿也能打弯，但总给我一个硬邦邦的感觉。特别是他的一双蓝眼睛和惨白头发，看着很不舒服。
他来了大概一个多月之后，这天他讲了一会儿书，忽然回头恶狠狠地看了悄悄地立在墙壁跟前的太监一眼，涨红了脸，愤愤地对我说：“内务府这样对待我，是很不礼貌的。为什么别的师傅上课没有太监，唯有我的课要一个太监站在那里呢？我不喜欢这样。”他把喜的音念成see，“我不喜欢，我要向**统提出来，因为我是**统请来的！”
后来太监果然不再站在那里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和**统说的，也不知徐世昌又是怎么和内务府说的，不过，我感到这个外国人很厉害，所以在最初，我倒是规规矩矩地跟他学英文，不敢像对中国师傅那样，念得腻烦了就瞎聊，甚至叫师傅放假。
这样的日子并不长。过不了两三个月，我就发现，这位英国师傅和中国师傅们相同的地方越来越多。他不但和中国师傅一样恭顺地称我为皇上，而且也一样地在我念得烦厌的时候，推开书本陪我闲聊，讲些山**北古今中外的掌故。根据他的建议，英文课也添了一个伴读的学生，和中国师傅的做法一模一样。
这位苏格兰老夫子是英国牛津大学的文学硕士。他到宫里教书是由于老洋务派遗老李经迈（李鸿章之子）的建议，经徐世昌总统代向英国公使馆交涉，正式被清室聘来的。他曾在**英总督那里当秘书，入宫之前，是英国租借地威海卫行政长官。据他自己说，他在**已度过二十多年，在中国走遍了内地各省，游遍了名山大川，古迹名胜。他通晓中国历史，熟悉中国各地风土人情，对儒墨释老都有研究，对中国古诗特别欣赏。他读过多少经史子集我不知道，我却看见过他真像中国师傅一样，摇头晃脑抑扬顿挫地读唐诗。
他和中国师傅们同样地以我的赏赐为荣。他得到了头品顶戴，专门做了一套清朝袍褂冠带，穿戴整齐地站在他的西山樱桃沟别墅门前，在我写的“乐静山斋”四字匾额下面，拍成照片，广赠亲友。内务府在地安门里油漆作一号租了一所四合院住宅，给这位单身汉的师傅住。他把这个小院布置得俨然像一所遗老住宅，一进门，在门洞里可以看见四个红底黑字的“门封”，一边是“毓庆宫行走”“赏坐二人肩舆”，另一边是“赐头品顶戴”“赏穿带嗉貂褂”。每逢受到重大赏赐，他必有谢恩折，这是第一次得到二品顶戴的赏赐后写的：
臣庄士敦跪
奏为叩谢天恩事。宣统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钦奉谕旨：庄士敦教授英文，三年匪懈，著加恩赏给二品顶戴，仍照旧教授，并赏给带嗉貂褂一件，钦此。闻命之下，实不胜感激之至。
谨恭折叩谢
皇上
天恩。谨
奏。
庄士敦采用《论语》“士志于道”这一句，给自己起了个“志道”的雅号。他欣赏着中国茶或中国的***，和遗老们谈古论今。他到回国养老后，在家里专辟一室，陈列着我的赐物和他的清朝朝服、顶戴等物，在自己购置的小岛上悬起“满洲国”的国旗，以表示对皇帝的忠诚。然而，最先造成我们师生的融洽关系的，是他的耐心。今天回想起来，这位爱红脸的苏格兰人能那样地对待我这样的学生，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有一次，他给我拿来了一些外国画报，上面都是关于第一次****（当时叫欧战）的图片，大都是显示协约国的军威的飞机、坦克、大炮之类的东西。我让这些新鲜玩意儿吸引住了。他看出了我的兴趣，就指着画报上的东西在旁作讲解，坦克有什么作用，飞机是哪国的好，协约**队怎样的勇敢……起初我听得还有味道，不过只有一会儿工夫我照例又烦了。我拿出了我的鼻烟壶，把鼻烟倒在桌子上，在上面画起花来。庄师傅一声不响地收起了画报，等着我玩鼻烟，一直等到下课的时候。还有一次，他给我带来一些外国的糖果，那个漂亮的轻铁的盒子，银色的包装纸，各种水果的香味，让我大为高兴。他就又讲起那水果味道是如何用化学方法造成的，那些整齐的形状是机器制成的。但是，什么叫做化学，机器如何巧妙，我一点也听不懂，也不想懂。我吃了两块糖，想起了桧柏树上的蚂蚁，也想让它们尝尝化学和机器的味道，于是我就跑到跨院去了。这位苏格兰老夫于是又守着糖果盒子等在那里，一直等到下课。
庄师傅教育我的苦心，我也逐渐地明白，而且感到高兴，愿意听从。他的教育不只是英文，或者说，英文倒不重要，三年间我只不过学了一部英文四书和一本童话书，他更注重的是教育我像个他所说的English Gentle**n（英国绅士）那样的人。我十五岁那年，决心完全照他的样来打扮自己，叫太监到街上给我买了一大摞西装来。我穿上一套完全不合身、大得出奇的西服，而且把领带像绳子似的系在领子的外面，当走进毓庆宫叫他看见的时候，他简直气得发了抖，叫我赶快回去换下来。第二天，他带来了裁缝给我量尺寸，定做了英国绅士的衣服。后来他说：“如果**合身的西装，还是穿原来的袍褂好。穿那种估衣铺的衣服的不是绅士，是……”他转头对溥佳说：“我不希望你像个*eggar *oy（乞儿）！”
“假如皇上将来出现在英国伦敦，”他常对我说，“总要经常被邀请参加茶会的。那是比较随便而又重要的聚会，举行时间大都是星期三，在这里可以见到贵族、学者、名流，以及皇上有必要会见的各种人。衣裳倒不必太讲究，但是礼貌十分重要。如果有人喝咖啡像灌开水似的，或者拿点心当饭吃，或者叉子勺儿叮叮当当地响，那就坏了。在英国，吃点心喝咖啡是Refreshment（恢复精神），不是吃饭……”
尽管我对庄士敦师傅的循循善诱不能完全记住，我经常在吃第二块点心的时候就把吃第一块时记住的忘得一干二净，可是画报上的飞机大炮、化学糖果和茶会上的礼节所代表的西洋文明，还是深深印进了我的心底。从看欧战画报起，我有了看外国画报的爱好，我首先从画报上的广告得到了冲动，立刻命令内务府给我向外国**画报上的洋犬和外国皇冠上那样的钻石。我按照画报上的样式，叫内务府给我买洋式家具，在养心殿装设地板，把紫檀木装铜活的炕几换成了抹着洋漆、装着白瓷把手的炕几，把屋子里弄得不伦不类。我按照庄士敦的样子，大量购置身上的各种零碎：怀表、表链、戒指、别针、袖扣、领带，等等。我请他给我起了外国名字，也给我的弟弟妹妹们和我的“后”“妃”起了外国名字，我叫亨利，婉容叫伊丽莎白。我模仿他那种中英文夹杂着的说话方法，成天和我的伴读者用这种话来交谈：“威廉姆（溥杰的名字），快给我把pencil（铅笔）削好……好，放在 desk（桌子）上！”
“阿瑟（溥佳的名字），to**y（今天）下晌叫莉莉（我三妹的名字）他们来，hear（听）hear外**乐！”
说的时候，洋洋得意。听得陈宝琛师傅皱眉闭目，像酸倒了牙齿似的。
总之，后来在我眼里，庄士敦的一切都是最好的。甚至连他衣服上的樟脑味也是香的。庄士敦使我相信西洋人是最聪明、最文明的人，而他正是西洋人里最有学问的人。恐怕连他自己也没料到，他竟能在我身上产生这样大的魅力：他身上穿的毛呢衣料竟使我对中国的丝织绸缎的价值发生了动摇，他口袋上的自来水笔竟使我因中国的毛笔宣纸而感到自卑。自从他把英国兵营的军乐队带进宫里演奏之后，中国的丝弦我就更觉不能入耳，甚至连丹陛大乐的威严也大为削弱。只因庄士敦讥笑说中国人的辫子是猪尾巴，我这才明白脑袋后的这东西确实不雅观，立刻毫不犹疑地把它剪掉了，和谁也没商量。
顺便说一下，那次剪辫子的影响真是不小。从**二年起，**当局的内务部就几次给内务府来函，请紫禁城协助劝说旗人剪辫，也劝说紫禁城里也剪掉它，语气都非常和婉，更没提到我的头上以及大臣们的头上，主要的还是希望劝说旗人执行，因为有许多人借口在宫中当差而拒绝剪辫。内务府用了不少理由去搪塞内务部，甚至辫子可做识别进出宫门的标志也作为一条理由。这件事拖了好几年，紫禁城内依旧是辫子世界。没想到庄士敦教了我不到一年，我就首先自己剪了辫子，我这一剪，几天工夫千把条（除了几个内务府大臣和三位中国师傅）的辫子全不见了。如果把间接影响算上，还不止此数。因为溥杰、溥佳和毓崇回家之后也借口奉旨剪了辫子，这在各王府里也造成了影响。归根结底，这还是庄师傅的作用。"